油气资源网络信息安全不容小视

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制度。

[62]同前注[4]，刘莘、陈悦文。例如，审理医疗领域的案件，可以聘请医疗领域的专家。

我国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57]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29]（2）司法说认为，行政复议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行政复议的过程是解决纠纷的过程，行政复议在行为性质、行为发动者，尤其是程序方面与一般行政行为不同。其二，外部专家参与案件审理的积极性不高。《征求意见稿》中复议委员会审议案件的范围较窄，相关规定也不够明确，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完善：（1）当事人申请复议委员会审议的，应当准许。

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说明理由并记录于决定书外，必须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咨询意见以及复议机关不采纳咨询意见的理由：（1）可以参考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公开制度，通过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复议决定书的方式公开记载于其中的咨询意见以及复议机关不采纳咨询意见的理由。（6）相比于信访，复议是法定救济途径，更加法治化和规范化。有地方人大官员指出，《立法法》所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地方性事务等概念过于模糊、原则，使地方立法边界不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从表面上看，立法中的地方性事务概念是联邦制国家才需要的法律术语，因为联邦制国家须在宪法上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范围。[xxi]参见向立力：《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若地方立法可以随意介入市场流通规则的设置，则大量地方性贸易保护措施将加剧地区经济分割的风险。

但若从功能上看，州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又带有地方色彩。许多地方的土政策故意提高针对外地产品的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令其难以进入本地市场或与本地产品相比丧失价格优势。

特别是刑事制度和司法制度更是被《立法法》第9条规定为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分值分布从1至7，分数越高则意味着该领域法律的统一化程度越高。也即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所有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经济体系的整体。[xxxvi]对于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地方也可以规定付费者使用，或者基于公平原则提供给特定群体，如教育、卫生、住房资源优先供给在本地纳税的居民或在本地长期居住的居民等。

[xx]参见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吴帅：《分权、代理与多层治理：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反思与重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2期。其中，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以及使供给效率最大化的权力分配方式。[xxxi]针对这一现状，可以考虑的方式是，根据宪法的宏观规定，构建地方性事务的中观判断模式，以之辅助微观层面的认定。

若按照这种理解，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州际贸易范畴，因为再小的行为只要汇聚起来都会产生可观的影响，这意味着联邦立法范围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王春业：《论赋予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3期。

这类与流通有关的措施、手段不应由地方立法规定。四、事务性质的分类与地方性事务认定的阶梯模式 上述分配权限的概念框架仍然显得较为宏观。

《意见》要求将体现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市场以及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事权，将所需信息量大、信息复杂且获取困难的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作为地方的财政事权。例如，税收、发行公债等涉及财政资源汲取的权力，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应当交给各个地方自主规定，以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明确这一原则的理论边界可以避免法制统一原则过度泛化，而将重点放在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法律的一体化。三、地方性事务认定的原则 在我国，地方性事务认定的基本标准应当源于宪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宪法文本中解读出地方自治的固有性，其论述值得重视。[iii]但这只是实践层面的归纳，至于背后的原理究竟为何，最高立法机关并无清晰阐释。

而具体的社会管理类的规定则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生产管理行为可能应与流通管理行为一道作为中央事务。

原因在于，行政管理者与民众的距离越近，对信息的掌握就越全面，也就越能清晰地知晓本地的实际需要。而竞合立法权则是由联邦优先行使，只有在联邦不制定法律、不行使立法权时，各州才能立法。

这类事务包括国家主权、政治外交、军事与国家安全、宏观经济调控等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权的央地分配方案都是该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联邦立法领域的泛化趋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调，标志性案件是1995年的洛佩兹案[xi]。[xxvi] See Mancur Olson, Jr., The Principle of Fiscal Equivalence: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59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79,482-485(1969); Wallace E. Oates,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37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120,1120-1124(1999). [xxvii]封丽霞：《立法事权划分理念标准与中国实践——兼析我国央地立法事权法治化的基本思路》，《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6期。参见余凌云：《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地方事权》，《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服务供给大多是授益行为，下放一般不会产生破坏国家统一或稳定的问题，且由基层政府规定可以提高供给效率。

[vi] See 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 Co.,156 U. S.1(1895). [vii] See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295 U. S.495(1935). [viii] See Norman Redlich, John Attanasio, Joel K. Goldstein, 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Law, LexisNexis,2005, p.131. [ix] See NLRB v. Jones Laughlin Steel Corp.,301 U. S.37(1937). [x] See Wickard v. Filburn,317 U. S.111(1942). [xi] See United States v. Lopez,514 U. S.549(1995). [xii]参见《德国基本法》第74条第1款第10项。其中，联邦专属立法权一般只能由联邦行使，只有在联邦法律明确授权时，各州才能行使。

但中央政府担负的基本社会保障供给，只是确保全国社会保障水平均处在底线之上，并不排斥地方在社会保障领域增加新的供给，形成有地区差别的更优服务。五、结语 地方性事务是宪法学、行政法学和立法学中的重要基础概念，承担着划分央地权限、辅助判断上下位法关系等重要功能。

这是经济学思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的体现，反映出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对规则统一性的要求。因此，明确地方性事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认定下位法是否抵触上位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xviii]关于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介绍，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633页。事实上，部分立法事务的纵向配置逻辑在经济层面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但彼时的美国联邦法院奉行严格的文义解释，限制了联邦立法对生产行为的规制。这与《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相似，为各州保留了一般性的立法权。

此外，在我国，地方性事务概念本身并不排斥中央立法，其主要作用在于确保地方立法机关的安全空间。[xxvi]简单来说，财政联邦主义主张将公共事务管理权交给管辖范围正好等于该公共事务影响范围的政府，并将具有外部效应的职能交给覆盖范围更大的上级政府。

（5）判断该条文是否涉及重要权益，若是，则非地方性事务，若不是，则为地方性事务。（二）单一制国家立法权分配的规定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单一制下的地方不具有宪法上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制国家的纵向权力分配模式与联邦制一定存在根本不同。

[xxii]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对于那些不影响经济一体化、不会助长政治离心倾向的事务，没有必要苛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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